近年来，随着新视点的切入、新方法的引进和新材料的发掘，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学术界又出现了一批立足于新视野、新角度、新方法、新规范的科研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李景治教授主持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精品工程项目《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研究》一书便是其中的一部力作。
本书作者没有流于泛泛之论，而是以制度建设为基本切入点，尝试把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纳入到规范的政治学研究中去。在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学说史的层面上，作者把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融入到人类政治史的长河中，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地把握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的历史逻辑线索。在政治制度史的层面上，作者在对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进行条分缕析之时，浓缩了西方政治制度沿革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史以及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从而使读者在纵向的流变和横向的比较中得出了透析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的历史大视野。在现实的层面上，作者以目前中国正经历着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革为宏观背景，立足于中国当前的政治现实，把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置于坚实的国情基础之上。
在总结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论断。在逻辑上，邓小平的政治体制理论首先是从批判旧体制的弊病开始的。与革命不同，改革的着眼点和立脚点是建设，是制度的完善。邓小平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便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逻辑延伸。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政治体制中处于核心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党的领导。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如何，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制度建设得好坏。本书紧接着政党建设之后详细论述了邓小平关于领导体制建设和组织人事制度建设的思想。在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中，有关改革和完善我国传统领导制度与组织人事制度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邓小平透彻地分析了中国政治体制运行机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深刻地论述了实行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坚持民主集中制与反官僚主义的必要性，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运行机制建设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性的原则。一个制度能否正常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监督机制的健全与否。因此，监督机制建设也是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徐鸿武：国家行政学院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
